1979年,中国批准设立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日本输出入银行北京代表处,拉开了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

1981年7月,中国批准外资银行在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机构,从事外汇金融业务。

1994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第一个国务院层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被外资行视为较大的突破是,1996年12月,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办理人民币业务,尽管此时的人民币业务还主要针对的是境外人士以及企业,而普通居民则还要等到10年。

而此时即90年代,在东亚获得去内地工作机会的人已成为同事们的艳羡对象。东亚银行上海分行当时也渐渐将经营活动扩展至长三角地区,业务推销员来往于杭州、南京各地已是家常便饭,足迹最远甚至达到青岛大连等分行网络未至的北方大城市,上海分行当时业务量的一半已由上海以外的地区贡献。

截至1997年底,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达到164家,四年内增加了90家,每年净增加2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四年内增长了3.3倍,年增长率为82.5%。

不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银行在亚洲地区的发展趋于谨慎,在华机构布局和业务拓展也明显放缓,个别外资银行退出了中国市场。1998年至2001年期间,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仅净增了15家。

2006年时任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市场准入处处长邓玉梅这样评价,作为入世之前的开放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配合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是引进外资银行的资金和竞争机制,开放的措施具有试定的特征,没有开放时间表,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决定什么时候开放什么城市,开放什么币种,开放什么业务,简单而言,2001年以前是属于自主开放的阶段。

如果说入世前中资银行还感觉不到外资行的“威胁”,那么2001年中国入世,中国的银行界不得不正视逼近的威胁:狼来了,如何和狼共舞的讨论此起彼伏。

在业务上比较大的变化是,向外资银行开放对所有客户的外汇业务;逐步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从加入时的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四个城市扩大到全国所有地区;逐步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从外资企业和外国人逐步扩大到中国企业。

同时,逐步放松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限制,比如取消外资银行总资产不得超过实收资本与储备金之和的20倍的规定,监管部门不再人为限制而通过市场竞争自动调节。

从现在来看,尽管是过渡期,但这五年外资行基本上资产翻番、盈利翻番。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从190家增加到312家,净增加122家。在华外资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1033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

“不过,外资银行资产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8%。就市场份额来说,外资行的扩张并不如想象那么快,五年前有很多人做了很多预测,说可能会达到10%、15%、25%,但这个没有发生。”现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在2006年曾表示。

不过,朱也意识到,这并不表示外资行是可以忽视的“蚂蚁”。朱民说,其实这五年外资银行在中国做了很好的布局。重要的是外资银行了解了这个市场,这也反映了外资银行长期的战略和文化。

不过5年后,中资银行的信心已大大加强。“因为没有真正短兵相接,还有一丝不自信,但是经过五年的发展来看,中资银行这五年的发展已经超出以往任何五年。”邓玉梅2006年这么评价。

2006年年底,5年过渡期行将结束,中国将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的最后一个限制,就是允许外资银行经营对中国公民的人民币业务;也要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

2006年11月15日,国务院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正式兑现加入WTO时5年开放国内银行业的承诺。

但《条例》政策指向已然清晰——想要启动面向国内普通居民的人民币业务,在中国注册法人银行已是必经之路。因为《条例》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对外资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在华分行在从事零售业务时实施了不同的准入措施,即法人银行可以从事全面的人民币业务,只需满足“开业三年,盈利两年”的条件,而分行则需要单家审批,且只能吸收居民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定期存款。

而当时营业性外资银行机构中分行占90%,分行的业务量占总体外资银行业务量的90%以上。

邓玉梅在2006年这样解释,分行导向和法人导向选择是与银行业整体发展水平和银行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外资银行主要业务集中在外汇,而且服务对象主要是机构客户,同时当时各方面对监管水平不是很自信,采取分行导向,对分行的监管主要是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的监管压力相对小一些。

但是外资行业务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2006年后要开放中国境内公民人民币业务,而个人业务的风险影响面非常广,因此监管层需要考虑调整一下以往的政策,由中国来监管外资银行的风险。最重要的,中国监管方面已达到可以足够监管法人银行风险的水平,已有足够的监管手段,包括控制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集中率等等措施,可以采取主动措施来隔离国外风险的传导。所以法人银行导向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东道国。

实际上,一些专家也指出,这充分体现了金融稳定的原则,也是在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成长的零售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尽管开始时有些微词,但很快一些外资行就马不停蹄地筹建法人银行。2007年4月2日的浦东陆家嘴热闹非凡,当天,汇丰、花旗、渣打、东亚在内地的首批法人银行正式开业,这被外资行视为在中国发展新历史的开始。

开业后四大外资行能够提供的服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存款、贷款、房贷等基础业务,部分业务如银行卡依然还需等待时日。

截至2007年末,中国已有在华外资法人银行26家,下设分行及附属机构125家、支行160家;外国银行分行117家。

法人银行成立后的第一年,外资行发展非常快速。首批四家法人银行立即宣布了网点、员工的扩张计划,其规模几乎都是翻倍。以汇丰中国为例,2007年年底其服务网点已达到60多个,网点数较去年增长了近一倍。上海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拥有的业务品种已经超过100个。

外资行在国内建立私人银行,设立各种理财贵宾室,标榜优质服务,争抢高端客户,一时间国内老百姓去外资行开户理财成为潮流。这也促使中资银行迅速与之展开竞争,发展零售银行成为改革的方向。

不过在内地的发展,外资行似乎并未显现出不同的盈利结构。大部分外资行利用其强项“理财”产品发展本地客户的存款,但从盈利角度来看,零售业务仍处于亏损阶段,中间业务远未发力,真正的盈利增长则是与中资行一样,来自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由于中国银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高利差也促使外资行贷款增长非常快,自2007年4月以来,上海的外资银行已连续8个月出现当月贷款增量明显超过存款增量,贷存比持续上升。

不过,渣打银行2007年5月22日发布了题为《被牙医修理的狼: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报告,却道出了另一个担忧:也许明年当这些外资银行的头头脑脑们返回总部报告业绩的时候,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中国内地的利润增长不如预期中那般灿烂辉煌?该报告指出,成为本地银行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并不意味着已迈进所有业务门槛,大量监管规则、机制有待明晰,外资银行面临更大的挑战。在2007年底来看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不过,在2008年第三季度后外资行在国内的发展却是令大多数人无法预料。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后更是引发了对外资行流动性枯竭,被中资银行视为“标杆”的花旗银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汇丰银行等也难逃厄运。

在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动荡中,外资行母行几乎频临生存困境。尽管在中国的法人银行并未持有次贷资产,但出于母行流动性危机的担心,中资银行不愿意给在中国的外资法人银行拆借资金,外资行在中国的法人银行也一度陷入流动性困境。

由于恐慌,很多国内企业和个人将在外资行的存款搬家。2008年10月、11月,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一直增加而外资银行连续“失血”。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急转直下,外资行发售的QDII以及其他结构性产品出现大量亏损,外资行面临大量投诉,品牌形象亦大受打击。

“今年的日子实在过得很辛苦。”一位外资行个人业务部高管曾如此感叹。受此影响,2008年下半年外资行信贷增长已明显放慢,网点扩张放缓,人员招聘受限制,甚至裁员,元气大伤。

从现在来看,受制于分支机构和经营网点不足、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境外融资难度增大、次贷危机等各种因素,资产份额占比仅为2.3%(截至2008年6月)的外资银行短期内尚难以对中资银行构成实质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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